面向国家的、民族的、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宏大课题，宪法与环境法等部门法学科须再一次有机整合，以生态宪法学的面貌整体登场，回答生态宪法学的理论体系建构的重大理论问题。
类似保证食品安全、诚信自律，是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责任所在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乃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责任所在的表达，即含有分内之事的意涵。或许，这个过程根本不存在，追责只是为了寻找平息民议的有罪者。
表面上看，新食安法的确在数量上增加了地方政府及食品安全监管相关部门的责任条款。这些结果在各个年度的分布是：2011点击显示2011的分组结果（29）、2012点击显示2012的分组结果、2013点击显示2013的分组结果、2014点击显示2014的分组结果（26）、2015点击显示2015的分组结果（30）、2016点击显示2016的分组结果（20）。（二）人民参与的前进与停滞 针对这一政治应责的需求，有一种回应的方案是，立法者在行政规则的制定过程植入公众参与的强制性要求，以此使得与拟定的行政规则有着不同利益关联的个人或组织，可以将其关于行政规则的意见向行政机关反映。（一）为何需要政治应责 在民主制的行政国家、监管国家中，行政规则的制定是让公共行政陷于合法性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本法和国务院的规定，确定本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职责。
更进一步，这又牵扯到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中食品安全权重问题。[1]参见邹坚贞：《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亮相》，载《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第17期。[20]赵宏：《从信息公开到信息保护：公法上信息权保护研究的风向流转与核心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3期，第152页。
国家强迫（个人）提供涉及人身之资料，是以立法者于特定范围内且详尽确定使用目的，并且该资料对该目的而言是适合且必须为前提的。所幸的是，这一点在当下的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中也开始被反复强调。第38条规定：国家建立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而那些将已经返家的湖北住户反锁在家中禁止其外出的做法，更会直接涉及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乃至《刑法》的违反。
拒绝消毒处理的，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或者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强制消毒处理。这些界限可以防止公权机关所采取的应急手段失序无据，也避免限权措施最终演变为对权利的彻底排除和掏空。
相比法律保留主要侧重于拘束立法和行政，基本权的本质内容则针对所有的国家公权力。如果公权机关在搜集个人信息后因为管理疏忽而造成泄漏，其信息管理的失职也当然构成对个人信息权的侵犯。[25]合目的性又包括目的的明确和受目的约束，其要求公权机关必须首先明确规定搜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原则上禁止为供未来不特定之目的而搜集和使用个人信息。（三）封闭或者封存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审查公权机关行为是否符合比例原则时，在手段适当性、限制的必要性和利益均衡性三阶段，都会根据具体个案而有低度审查、中度审查和严格审查的强度区分。规定这一实质标准的正是宪法和法律中的公益目的条款。如上文所述，目前公权机关基于疫情防控目的而对公民权利予以限制的法律依据主要在于《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些法律也成为我们权衡限权措施是否合法的法律依据。因此，在疫区或是疫情扩散较为严重的地区，对小区居民进行封闭式管理，对其健康状况进行严格检疫，应认为其并不违反比例原则。
疫情防控即使在应急状态之下，也应谨守法治的一般界限，这在既往处理诸多突发事件时已经为我们所深刻体察。第45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根据传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国务院有权在全国范围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紧急调集人员或者调用储备物资，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
但如果因为忌惮谣言和虚假信息的出现，就封锁民间的信息发布和交流渠道，甚至扩张适用上述两部法律规范，将所有未经核实的信息都一律按照谣言对待，最终仍旧会使信息发布被垄断和封闭于政府管控之下。这一条款作为公民基本权的概括性限制条款，同样授权国家机关可因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及他人利益的保护需要而限制公民的自由。
但另一方面，酒店等私主体同样是基本权的享有者，同样可基于基本权而向国家主张排除干预。也正是基于上述逻辑，《传染病防治法》首先在1条申明，本法的目的在于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接下来则在第12条强调了在传染病防治期间，为上述公益目的而对个人权利的一般性限制，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此作出的经典阐释为，一项对基本权妨碍的牺牲，不得于一般性所欲达成的效益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这项措施对于基本权的权利人，不得产生过度负担，此措施的作出应当对基本权的权利人具有预测可能性（Zumutbarkeit）。司法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同样受基本权约束，在对私法条款，尤其是那些需要价值填充的抽象概念（例如善良风俗、诚实信用）进行解释时，必须与基本权保持一致。此处也凸显一个核心问题：当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发生时，法律保留原则是否应彻底向应急防控的公益目的退让，应急状态是否就可以完全稀释法律保留，并正当化所有并非由立法机关发布的或者完全超出法律授权范围的限权措施？这一问题的矛盾又在于：要求所有限权措施都需有立法者授权，对于疫情防控的确也许会产生迟滞。BVerfGE 27, 1. [24] Spiros Simitis, Die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Grundbedingung einer verfassungskonformen Informationsordnung, NJW 1984, S.395. [25] Spiros Simitis, Die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Grundbedingung einer verfassungskonformen Informationsordnung, NJW 1984, S.395. [26]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603号解释许宗力、曾有田大法官协同意见书。
对于处于天平一端的权利侵害严重性的比重判定而言，首先应考虑所涉及的基本权在整体权利体系中的位阶次序。例如抗疫初期很多城市相继规定，社区小区100%实行围合封闭式管理……对目前仍在湖北的小区住户，社区一律会同相关单位通知其暂不返回，已经返回的要严格执行居家隔离[7]。
[32]不仅立法在限制基本权的法律中，应保障基本权的本质内容不被触及，行政与司法也同样负有保障基本权本质内容的义务。迄今，新冠病毒已被证实在很大程度上会通过身体接触以及空气飞沫等方式进行传播，因此，在患者被收治确诊后，调查和追踪患者具体的居住地址和行动轨迹，能够较早地判定可能与其密切接触的人群，并提前对这些人群实施通知、隔离与救治。
但是，为了重大迫切的公共利益，个人在原则上也须接受对其信息权的限制。但即使是基于疫情防控的公益目的，公权机关对个体的权利限制也并非毫无限度。
它们也同样提供了个人在疫情防控下权利受限的主要法律依据。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对行政区域内的甲类传染病疫区实施封锁。这些不断严苛的管控措施具有防控疫情的目的正当性，但其手段是否必要、限制是否妥当，却需要放在权益权衡的天平下具体检视。（二）比例原则与不当联结的禁止 法律保留原则将基本权限制的权能专门授予立法机关，这一点在于民主正当性的要求。
其二，限制方式和手段对该目的的达成必须是必要的，国家所采用的手段应当是可实现预期目的的手段中最温和、侵害最小，所谓手段的最小侵害性。很多地方政府为提高本地的防控水平，而无限度地详尽曝光武汉返乡人员的个人信息，甚至是悬赏追查武汉返乡人员信息，这种做法虽然有防御疫情的正当目的，但手段已远远逾越了必要限度，应被认为是对个人信息权的严重侵犯。
在全国小区相继普遍进行封闭式管理，要求无出入证不得进入小区后，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宣布自2月12日起实施战时管制，管制期间所有楼栋一律实施全封闭管理，所有居民非医护人员及基本民生保障从业人员，不得出入楼栋。值得注意的是，比例原则虽然提供了限权限度的思考框架，但其结果的导出却是极其情景化的，即其强烈依赖于对具体情境下的损益要素的比重权衡。
其次，公权机关对信息的后续使用亦受上述目的的限制，而不得将所搜集的信息在法定目的之外使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之2.1.1规定，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负责对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作出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大决策。
1.法律保留与应急防控的矛盾 但伴随疫情的蔓延，很多地方政府已开始在上述法律基础上对应急手段和限权措施不断加码。[4]在武汉等城市封城后，机场火车站等离汉通道全部关闭，市民无特殊原因不能再离开武汉。但在近期的防控部署中，公开确诊患者的居住地址、行动轨迹，甚至是年龄、性别也成为很多城市的通行做法。从法律保留角度而言并不妥当。
尊重并保障公民包括平等权在内的基本权是每个公权机关的义务，而在行动上符合比例原则，禁止采用过度手段追求公益目的，并保障个体被同等对待而不受歧视也是对每个公权机关的要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又在及时、准确之上加入了全面要求。
为防控疫情的需要，身处疫区或是往返疫区的个体权利相比其他地区的个体有更多的限缩，其出行自由受到限制，需接受强制隔离与检疫，个人财产也有可能基于公益需要而被征用，但这绝不意味着其应受无差别的歧视对待。[31] Peter Badura/Horst Dreier主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苏永钦等译注，元照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而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通知，严禁擅自封闭高速公路出入口，严禁阻断国省干线公路，严禁硬隔离或挖断农村公路，严禁阻碍应急运输车辆通行。[35]客体化公式沿用至今，已成为判定人性尊严是否受到侵害的核心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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